唐诗学
唐诗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。一千多年来，有关唐诗整理和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，它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——唐诗学。唐诗学的内容包括“义理”、“考据”、“辞章”三个方面。考据之学指材料的汇辑与考订，如诗作的编集、辑佚，文本的校勘、笺注，诗人事迹的排比、考证，以至传记、年谱、大事年表的撰写等。辞章之学指诗歌的品评与鉴赏，不但可以形诸文字，还常通过选诗、圈点之类形式表现出来，在诗歌批评史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至于义理之学，主要指理论上的概括，如对唐诗的特质、流变、渊源、影响、风格、流派、体制、法式及其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术史的考察与论断皆是。三个方面互相联系，互相渗透，不可机械分割。
唐诗学的成长，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。大致上说，唐五代是它的酝酿期，两宋金元是形成期，明代是发展期，清及民初是总结期，“五四”以后则是它的创新期。唐五代人是唐诗最早的整理和研究者。仅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唐诗选本就有八、九十种之多，其中不少能代表唐诗演变中的某一阶段或流派。如佚名《搜玉小集》选“四杰”至沈、宋等诗篇，反映了“初唐体”的风貌；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标举“声律”与“风骨”兼备，体现出盛唐气象；《箧中集》倡导“雅正”，显示元结一派的趣尚；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鼓吹“理致清新”，实以“大历十才子”为楷模；韦縠《才调集》选录稍广，重点则在温、李一派词藻秾艳之作，可以看出其取法晚唐的用意。这些选本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诗的可贵的第一手资料。选诗以外，唐人对本朝诗歌也开展了初步的品评活动，散见于选本、笔记、序跋、书信以及各种诗式、诗格、论诗诗的形式中，虽只片言只语，多能切中肯綮。有关诗人事迹则见之于墓志、碑文、行状、记传和大量笔记、野史，足资参证。但整个地说，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尚缺少对唐诗的总体性概括，唐诗学的建设仍处在明而未融的境地。
宋代是唐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奠基时期。宋人对唐人诗作勤心收辑整理，雕板印行，以致今传唐诗别集大多源自宋本。唐诗的笺注也勃兴于宋，尤以杜甫、韩愈两家为最，一时号称“千家注杜”和“五百家注韩”。宋代的唐诗选本有自己的特色，如王安石《唐百家诗选》不录李杜，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只限一体，周弼《三体诗法》大讲虚实起结，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偏嗜生涩瘦硬，而略初盛、详中晚则其共同趋向。宋人创立的诗话体例，亦为评诗述事开拓了广阔的天地。至南宋计有功撰成《唐诗纪事》一书，载录一千一百余位诗人的作品及有关本事，成为研究唐诗的第一本专著。不过宋人对唐诗学的最大贡献，还在于确立了以唐诗为独特文学传统的观念。尤其是南宋后期的严羽，在其《沧浪诗话》中为针砭时俗而揭示“法盛唐”的论诗主旨，进而对唐诗的历史地位、艺术特质、分期形态、体式风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归纳总结，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唐诗学的正式诞生。与此同时，北方的金人在唐诗批评上却显示了特异的手眼，他们并不像南宋反江西诗论者那样一味宗尚盛唐或取法晚唐，而颇为致赏于韩愈、白居易的诗风，开了明中叶以后宗宋派和性灵派唐诗学的先声。
延及元代，诗学不振，但有两部书值得重视。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叙写了二百七十八位唐诗人的传略(附带述及的另有一百二十人)，结合品评，可以视作唐代诗歌史的雏形。杨士弘《唐音》则选录一百七十九位诗人的一千三百四十一首诗作，标以“始音”、“正音”、“遗响”的名目，成为实践严羽“宗盛唐”主张的第一个唐诗选本。
明代进入唐诗学大发展的时期。明初高棅撰《唐诗品汇》，录诗六千七百余首，分体编排，每体之中再按初、盛、中、晚分期和“正始”、“正宗”、“大家”、“名家”、“羽翼”、“接武”、“正变”、“余响”、“旁流”九品标目，各加叙说，源流因革，秩序井然，在严羽诗论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更为严整而细密的体系，后来的格调论者多奉此为矩矱。明中叶后，反格调论的声浪渐起，以公安、竟陵为代表的性灵说要求打破以盛衰正变论诗的框架，探求古人真诗之所在，但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成说。而谢榛《四溟诗话》、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、胡应麟《诗薮》、许学夷《诗源辩体》诸书出，更从理论形态上补充和完善了格调论唐诗学的体系。理论探讨之外，明代唐诗学还有多方面的成就，如继宋之后大规模地辑补和整理唐人别集，有意识地刊行各种合集和大型诗歌汇编，普及唐诗选本并结合选诗进行评点，等等，促使学习唐诗、爱好唐诗成了有明一代的社会风尚。至明末胡震亨辑《唐音统签》一千零三十三卷，按世次先后录唐五代人诗，各人名下附以小传、集评，称得上唐代诗歌的一次总汇。其中《癸签》部分专录历代研究唐诗的资料，分“体凡”、“法微”、“评汇”、“乐通”、“诂笺”、“谈丛”、“集录”七个章节整理编排，为古典唐诗学作出了初步小结。
清代考据之风大盛，在唐诗研究上也显示业绩，相继产生了钱谦益《杜工部集笺注》、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、王琦《李太白诗集注》和《李长吉歌诗汇解》、赵殿成《王右丞集笺注》、汪立名《白香山诗集》、冯浩《玉谿生诗集笺注》、冯集梧《樊川诗集注》、顾嗣立《温飞卿诗集笺注》这样一批具有权威性的唐集笺校本。康熙年间编定的《全唐诗》，收二千二百余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，虽尚有脱漏讹误，至今仍是最齐全的唐诗总集。选本方面，王夫之《唐诗评选》、王士禛《唐贤三昧集》、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、姚鼐《五七言今体诗钞》等，都是自成一家、影响深远的撰著。至于理论观念上的格调、性灵、神韵、肌理诸说，显现为宗唐、宗宋、宗初盛、宗中晚、宗李杜、宗王孟的纷争，构成先后并峙、交相辉映的各种体系，亦足以说明清代唐诗学的高度繁荣。而清人在作风上不同于明人的力求偏胜，无论是尊唐贬宋或祧唐祖宋，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苞综同异，兼容并蓄，更见出思想上的圆融与成熟。尽管如此，清人的唐诗研究大多仍未摆脱经验的、直观的思维方法，其理论归趋也基本未超越宗唐宗宋的范围，这可以说是古典唐诗学的限界所在。
“五四”以来，随着西方进化论思想和科学实证方法的输入，唐诗研究实现了新的飞跃。研究者们纷纷跳出旧时感想式批评的窠臼，从事系统的事实归纳和理论分析。他们不再把唐诗奉为万世不变的楷模，这才有可能用切实的历史眼光加以考察，进而揭示出唐诗与社会生活、文化心理、文学传统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。其中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陈寅恪、岑仲勉诸家贡献尤为突出，或钩沉辑佚，或博考旁搜，或贯古通今，或以史证诗，大大拓展了唐诗学的园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大普及，更为唐诗研究的真正科学化创造了前提。在众多学者的辛勤努力下，唐人诗集的校勘印行，诗作的编年笺注，传记材料的发掘订补，书目文献的整理汇聚，诗歌艺术的品评赏析，以及一系列综合性课题的专门论述，都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。目前，一些带有全局性的建设项目，如《全唐诗》的重新编校，唐人传记资料的总合考订，唐诗大事年表的制作，历代唐诗论评的汇辑，有关典章文物、政事风习、社会思潮、宗教活动的系统考辨，乃至各类唐诗史和唐诗学的理论建构，也正在着手之中。完全可以预期，新时代的唐诗学将会有更加灿烂辉煌的前景。